对于“奶茶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既是一种表演，也是一种对饮料的选择，一种在身份剧场中的文化道具
我第一次知道bubble milk tea（或boba）是在十岁那年，国内都叫做珍珠奶茶。那是 90 年代初，是我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生活和学习的第二个年头。那时的生活还是标准的西方式，酱油在那里仍算是异国情调。
一年数次，我和妈妈会乘坐 Metro-North 向南一小时到达纽约市，唯一的目的就是采购中国食品。这可不是什么悠闲的购物之旅，每次都要先精心策划，我妈会像铁血战士一样来一番讨价还价。我则跟在她后面，沿着运河和东百老汇艰难跋涉，像个疲惫不堪的步兵被越来越多的鱼豆腐、大白菜和海鲜酱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一家台北的糕点店，红豆包、海绵蛋糕等商品的日终折扣是我最喜爱的。某天，那里开始卖一种新奇的饮料，是用塑料杯装的，戳着根大吸管，底部堆放着闪亮的“弹珠”。一杯售价高达三美元左右，是我母亲清洁房屋时薪的一半。然而每次她都会心软让我买一个，胜利的味道是那般甜美，和饮料本身一样甜。
那时的奶茶只有一种口味——红茶配上甜甜的牛奶以及木薯粉珍珠。奶茶杯的盖子很脆弱，只要轻轻一碰奶茶就会洒出来。这让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坐在面包店里，边嘬着奶茶，边进行我在唐人街里第二喜欢的活动：观察这里形形色色的来客。尽管我听到的那些闲聊并不有趣，但这并不重要——台湾糕点铺的顾客大多是年迈的老奶奶或带着孩子的疲惫的父母——有时我也不得不面对妈妈对我的抱怨。（“我们可以直接在茶里加糖或糖浆啊，为什么非要买个奶茶浪费钱呢？”——我妈如是说）其实我不过是在追求一种错觉，就好像我们还是能付得起片刻光阴来换得一丝闲暇的，这错觉对于像我这种迷茫困惑的年轻人是如此珍贵。
在那所我妈刚刚好能负担得起的高档学校里，我们正好在学“A Tree Grows in Brooklyn”（《布鲁克林有棵树》）——贝蒂·史密斯 (Betty Smith) 的半自传体小说，讲述了20世纪早期威廉斯堡一家与贫困和不幸作斗争的故事。十几岁的主角Francie Nolan是个简单中带点呆板，却又暗藏雄心壮志的家伙，和我一样——他喜欢咖啡，那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但她很少喝最后的沉淀物——“用餐结束时，那些东西就进了下水道。” Francie 的母亲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像我们这样的人偶尔能浪费一点东西感觉挺不错，有一种好像很有钱，但又不必费心去找的感觉。”不过，与 Francie 不同的是，我每次一滴不剩的喝完超大杯的奶茶，都会想执行搜救任务一样，在融化的冰块里寻找着最后的珍珠。
像我一样，珍珠奶茶当时是才引入到美国的。尽管具体情况存在争议，但能确定它起源于80年代的某个时候，诞生于台湾那充满活力的小吃文化中。有故事说，是台中的一家茶餐厅，突发奇想的把冰红茶与粉圆（一种台湾传统的甜木薯布丁甜点）混在一起，结果发现这种组合的销量超过了其他所有产品。不久之后，随着台湾移民浪潮抵达加利福尼亚海岸，这种新饮料也随之传播开来，台湾餐馆会将其作为菜单外的项目提供给知道它的客人。今天珍珠奶茶在中国很流行（“boba/波霸”这个词也是中国俚语中“大胸”的意思，虽然这个名字在大陆并不流行），但台美路径是这一趋势的最初传播途径。小时候，放暑假回到中国，我惊讶地发现，我所住的三四线城市的大家庭从来没有尝过这种饮料。
要我说，我妈妈和我就该搬到台湾糕点铺的隔壁去，这样我就能吃着粉圆，看着那些头抹发胶、穿着松垮牛仔裤的美籍华裔男孩们长大了（十二岁的时候，我超级反感那种“黑帮式”的打扮）。但妈妈很清楚，如果真住在纽约，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住在政府的经济房里了，在这城市校区里面她可保证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最好是和哪些富裕的陌生人们保持距离，悄悄的实现我们的美国梦。
2007 年大学毕业后，我搬到了纽约，住在上东区和默里山的邮票大小的公寓里——这些社区由我年轻时的精英白人人口占主导。但四年后，我母亲被诊断出患有 ALS，一种进行性的神经衰落疾病，注定会瘫痪她身体的每一寸肌肉。她仍然住在康涅狄格州，做着十年前的保姆工作。失去独立的前景使她感到震惊。但这种疾病让她别无选择。她的医生警告说她需要一个看护人。因此，她在纽约市寻找我们可以共享的负担得起的公寓，采用与她在杂货店购物时一样的勤奋努力，并在皇后区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的一个地方定居，这是城市中最多样化和移民密集的社区之一。我更喜欢厨房水槽里没有蟑螂的新建筑和对残疾人更友好的大堂，但我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公寓的五分钟步行路程内有两家奶茶店。
位于 Elmhurst 主要路段的 Ten Ren 是一个古老的地方，专门供应镀金罐中的散茶。它于 1953 年由一个茶农家庭的儿子在台湾创立，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潮流的加速推出了波霸。在那里，我不喝奶茶，而是选择经典——人参乌龙茶和高山铁观音，它们散发着淡淡的泥土香气。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童年，那里的中年女售货员不会说英语，牙缝里咬着葵花籽。一个街区外，第二家商店，Quickly，让我完全进入了另一个场景。2002 年，一位台湾企业家在南加州创立了她的咖啡馆，她称她的咖啡馆为“新一代亚洲融合”，迅速推出美国风味的珍珠奶茶——巧克力、咖啡和焦糖——并简化了操作，彻底摒弃传统的热泡茶。我更经常光顾 Quickly，因为它离我的地铁站更近，而且因为在合适的心情下，我喜欢喝咖啡味的茶，而不是我平常吃的粉圆。等待我的订单到达，我会看着一群亚洲青少年进进出出，用中国成语和英语俚语的混合大笑和聊天。
对我来说，Ten Ren和Quickly之间的对比是第一个迹象，表明奶茶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乘着高档咖啡馆的浪潮，奶茶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激增，迁出族群聚居地，在主要城市大道上占有一席之地。疫情之前被纽约吞没，我喜欢从我现在住的哈莱姆区到圣马可广场四十五分钟的路程，那里曾一度吹嘘在一个街区内有六家奶茶店。我已经 30 多岁了，但穿着运动衫和运动鞋，我说服自己，我可以通过 Z 世代学生之一——他们越来越成为奶茶的目标人群，尽管在我所知道的饮料中各种新颖的奶茶产品让我感觉越来越疏远。如果你想要奶油布丁或奇亚籽代替粉圆，为什么要去奶茶店？我最喜欢的地方 Mi Tea，这是一家宽敞、光线充足的中国连锁店，专门供应“芝士奶盖茶”（ cheese tea），一种以层层泡沫牛奶和咸鲜奶油奶酪为特色的迅速传播的茶。这种饮料起源于 2010 年左右的台湾夜市，每杯售价在 5 到 8 美元之间，但在它的大流行之前，当我蹲在Mi Tea工作了几个小时，我会注意到许多奶茶杯被遗弃在空置的桌子上。这与Francie的咖啡是完全不同的浪费。奶茶和我的青春期都是在美国社会边缘作为斗志旺盛、有进取心的移民度过的。但它已经演变成不同的东西：奶茶店现在是一种亚洲青年的社交俱乐部，一个有归属感的小吃圣地，而奶茶则是新一代向上攀升的亚洲孩子无处不在的、适合 Instagram 社交的媒介。
2018 年，奶茶的新地位体现在一个名为“微妙的亚洲特质（Subtle Asian Traits）”的facebook小组中，这是一个由亚裔澳大利亚高中生创建的论坛，目的是收集有关亚洲侨民的观察和模因。除了严格的父母，或 “你的祖籍是哪里？”这类大家熟知的经验，根据该小组的调研，对奶茶的喜爱是亚裔青年的标志之一；一个模因显示一个亚洲婴儿正在接受奶茶而不是圣水的洗礼。Subtle Asian Traits 已经发展成为互联网上最大的亚洲社区之一，拥有近 200 万成员（并激发了诸如 Subtle Asian Leftovers 和 Subtle Asian Dating 这样的衍生性团体），这表明亚洲年轻人是多么渴望找到他们共同经历的一种认识的、统一的语言。阅读小组的帖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参加我小时候从未被邀请参加的中学过夜活动，笑那些无聊的笑话，这一次不需要去解释那些笑点。然而，通过公开编目亚洲身份的习惯和怪癖，Subtle Asian Traits或许在无意之中，为什么是亚洲人，以及推衍而来的谁是亚洲人下了一个定义。该团体成为辩论的主题，被批评为精英主义和偏向东亚经验，以及以其他方式将亚洲的狭隘消费主义版本视为某种普遍性。在为 Eater 撰写的一篇关于奶茶的长篇文章，从 2019 年开始，作家兼评论家 Jenny G. Zhang 写道，用商品化的物品来定义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就像年轻的亚裔美国人对奶茶所做的那样，这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疯狂”。
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挫败感在一种新造词中得到了表达，这是一种亚洲内部对奶茶一代的贬低：“奶茶自由主义”。根据一位推特用户的说法，一位亚裔美国人是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之一，奶茶自由主义者是将她的亚洲身份集中在热闹的文化物品和“追逐潮流的景象（trend-chasing spectacle）”上，但因为她的亚裔身份缺乏真正的政治参与。是谈到亚裔时人们无法停止谈论“疯狂的亚洲有钱人（Crazy Rich Asians）”刻板印象的一种突破，或者是那些将奶茶自拍照发到社交媒体以证明其对亚洲认同真诚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寻求白人文化的接受。对于“奶茶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既是一种表演，也是一种对饮料的选择，一种在身份剧场中的文化道具。我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个标签，但我从来没有太在意，直到去年 10 月，我注意到我自己的名字被贴上了这个标签。我为New York的 Grub Street,写了一篇美食日记，其中我提到在许多其他亚洲（偶尔是非亚洲）食物中，我最喜欢刨冰形式的奶茶。这篇文章发表几天后，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一位亚裔美国人在 Twitter 上发了这篇文章的链接，并标上了“奶茶自由白痴女王”。
诚然，我对泡茶的痴迷直言不讳；事实上，Grub Street那篇文章的编辑已经删掉了其他几处提到它的地方，理由是它太过分了。我还为一家主流的左倾美国出版物撰稿，确实，我曾经写过“疯狂的亚洲富豪”明星Constance Wu的简介。我没有想到，这样的嗜好让我成为典型的奶茶自由主义者（更不用说白痴女王了）——无论如何，我是不是太老了，不能卷入年轻一代关于奶茶意义的谈判中吗？但我的意图并不重要；正如我妈妈一直喜欢提醒我的那样，身份既关乎你的看法，也关乎你的意图。
“奶茶自由主义者”标签让我回想起我在新英格兰大学的第一年，当时我加入了一个亚裔美国校园组织。（奶茶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标志：过度重视亚洲学生群体。）我在小组会议上第一次遇到了出生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另一个成员根本不会说中文。他们是舒适的中产阶级，父母从事白领工作。我不太记得我们的活动——我被任命为公关代表，这个角色我充其量只是懒洋洋地表演——除了在校园范围的春季活动中，我们一致决定提供奶茶作为一种 “分享我们的亚裔美国人传统”的方式。 回想起来，我想知道为我们以白人为主的同学提供这种表面上充满异国情调的饮料是否有效地激发了他们的文化好奇心，
另一方面，一群大学新生假设妥协我们的复杂性是在多数人世界中作为少数人生存的条件，这是可以原谅的。成为亚裔美国人的一部分——一个微妙的特征，如果你想这么称呼它——是害怕因为失去亚裔身份而无法获得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认可而被评判。换句话说，同化是一个不可能的过程，在保持自我意识的同时，将自己倾注到另一个人身上。从外部判断主要发生在内部的转变是很棘手的。
我在美国的整个生活轨迹都涉及到选择文化符号，其中大部分比奶茶更令人生畏。小时候，妈妈翻阅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大学排名就像圣经一样，直到它的页面变得肮脏和破烂。她知道精英教育就像是文化资本壁炉上的战利品，让我积累这样的资本是确保我在这个国家取得成功的最可靠方法。几年后，当我完成她为我精心设计的高等教育后，我才意识到我母亲的勤奋与深深的愤世嫉俗交织在一起，在她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结构性不平等的世界中寻求认可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她会说，我必须要拥有什么样的傲慢才能相信体制会改变？最红是学习和顺从游戏规则。把这种实用主义练得够久，就会变成一种同谋：所有一切只是一种表演，一种向扭曲的美国的屈从。然而，我母亲到这个国家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场以改变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赌博。
成年后，在我的生活最无法控制的时候，我最痴迷地寻找奶茶。当我和妈妈的角色互换时，糖浆状的焦糖牛奶让我更加坚强——或者也许是麻木了——看到她日益萎缩的身体，身体每天都在虚弱一点，直到没有医院钟点工的护理，她再也无法生存。在她插入喂食管的那天，因为她失去了吞咽能力，我一边喝着红豆和粉圆的奶绿，一边等待流食补充剂流入她的胃。看，我们都有我们的珍珠奶茶， 我告诉她了。去年 3 月，当新冠病毒大流行袭击纽约市时，我还不清楚我是否能够继续去她居住的医疗机构看望我的母亲，我匆匆赶往唐人街囤积隔离食品。一个以前从没有诱惑过我的彩虹色包裹突然抓住了我的注意力：黑木薯粉珍珠，五分钟就做好了！我把它扔进了我的购物车，希望我不必诉诸于使用它。
去年大部分时间，这个包裹都在我厨柜的深处，在我收集的干海藻和腌豆腐中。为了度过可怕而孤独的隔离期，我挥霍了奶茶外卖，一次通常是几杯。（最近我第一次去做内窥镜检查时，在我的肠道中检测到一种神秘的粘性物质。）但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来不及叫外卖，我被熟悉的渴望所征服。我取出方便奶茶食品并撕开包装。里面干瘪的小球像老鼠屎一样，表面粘着一层白色的粉末。很失望我在购买时没有检查保质期，因为我妈妈肯定会这样做，我看到木薯粉几个月前就过期了。我在谷歌上搜索了食用过期珍珠的危险，并得到了保证，在一个名为 talkboba.com 的网站上，“如果你食用过期的木薯淀粉或其他淀粉和面粉，你很可能不会生病。” 已经够好了。我抓起一把珍珠，把它们放进锅里，然后打开炉子。珍珠在水中振动，变得臃肿，并呈现出透明的光泽。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蜂蜜味。在它们完全煮熟之前，我忍不住舀出一勺，一口吞了下去，以至于我在吞咽后很久都能感觉到它们又黑又粘的热量。
文章来源：《纽约客》/The New Yorker
翻译人工核对：肖坤冰
注：本文主要依靠在线智能翻译并结合简单的人工核对。翻译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见谅。
